2022年12月14日晚上，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珞珈政治学深度工作坊2022年第2期“新时代中国地方治理”成功举行。此次工作坊通过腾讯会议以线上研讨的方式进行，由冯先祥老师主持，参加者有学院院长刘伟老师，学院部分教师、本科生、全日制硕博研究生、MPA研究生、弘毅学堂PPE专业的部分本科生，以及学界同仁，共近300人。

会议开始，吕普生老师介绍了珞珈政治学深度工作坊的学术定位及组织方式。在本次工作坊的上半场，向淼老师和冯川两位老师分别作了报告。向淼老师报告的主题为《激活科层内部市场：综合执法领域复合型协作治理何以有效？》。他指出，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围绕专业监管与统一执法的跨部门协作难题，既有研究侧重于科层压力下的“责任共担”，但忽视了市场机制和政府内部网络关系等以激励或信任为核心的多元协作机制对科层型机制的补充与优化作用。对A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的7年追踪分析表明，将准市场机制嵌入科层型机制可以融合“责任共担”与“利益相容”两条原则，不仅能够成功化解专业监管与统一执法的矛盾，而且有助于形成跨部门协作网络并维持协作的持续性。在科层、市场、网络等协作机制中，科层型协作机制需要市场型机制和网络型机制的有效补充，“科层+市场”复合型协作框架体现了科层压力与市场激励的动态组合。对不同协作机制间相互关系及其动态演进的实证分析，能够为进一步推动治理重心下沉背景下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解决其他跨部门协作治理难题以及建设整体性政府提供有益启示。

向淼老师做报告分享

冯川老师的报告主题为《监督泛化与县域治理困境的形成逻辑》。他先提出，新时代县域治理中的监督主体数量大幅增加，扩大到包括专事监督问责的常态机构、围绕中心工作临时设置的监督机构以及监督权逐渐膨胀的业务部门在内的其他县域行政组织。“监督泛化”已成为监督下乡在县域治理实践中的普遍趋向。所谓“泛化”，即原先的特定领域边界变得模糊而形成的一种向外扩张渗透的开放状态。监督对象的泛化，促成属地责任的滥用，导致基层干部陷入被高强度反复动员的困境。监督标准的泛化，弱化了监督工作的治理实效，导致形式主义泛滥。监督意义的泛化，造成监督问责的刚性化，以致避责行为在乡镇政府内部蔓延。基于此，他进一步谈到，监督泛化引致县域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控制权的过度上收。让控制权回归收放自如状态，关键在于确保监督权的适度行使，促使监督下乡运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冯川老师做报告分享

在两位报告人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之后，申建林老师进行了点评。他先肯定了两位老师所分享文章的选题、撰写质量以及对方法的运用，认为在中国的权力体系下，行政权力是高度统一、内部高度协调的。从科层制系统来看，县级政府本身就属于整体化政府。政府运行逻辑跟市场运行逻辑不同，在政府内部激活市场是否可行，值得商榷。针对冯川老师所提出的“监督”的概念，申老师指出，监督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其本质是为了保证权力的合法行使。

在本次工作坊的下半场，朱成燕老师和楼笛晴老师分别作了报告。朱成燕老师报告的主题是《纵向政策协调视角下的层层加码：基于对健康码政策执行过程的追踪》。在全国健康码一码通行的政策背景下，地方仍以使用本地健康码为主，甚至采取层层加码的防控措施，导致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结果之间的张力。她借助纵向政策协调理论分析了影响地方层层加码的主要障碍因素，并在追踪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检验了上述理论。通过分析，朱老师指出，在不同的阶段上，地方层层加码的程度和影响因素呈现差异。在健康码互认阶段，各地在不同风险等级下协调需求各异、防疫健康信息不对称、首次使用健康码互认成本高是地方层层加码的主要原因；在全国码与地方码并用阶段，纵向政府之间的数据之争和利益分歧是地方码上加码的主要原因；在全国健康码互通阶段，各地防疫健康信息的不完全共享是地方码上加码的主要原因。在一省一码阶段，国内外疫情冲击和体制内压实四方责任的压力下，各省加码防控标准，且防疫健康信息不完全共享是地方层层加码的主要原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层面通过发布引导性政策、提供互通互认机制、利益让渡等措施压缩了政策协调的成本，也展现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制度优势和协调效能。

朱成燕老师做报告分享

楼笛晴老师报告的主题是《地方人大履职中的地域和行业代表性研究》。她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自其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这一制度主体的人大代表，其能否积极作为、发挥实质代表性作用，直接决定了民意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因此，她重点关注了地方人大代表回应所在地域和行业的履职行为。楼老师运用我国中部地区A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背景及履职数据，分析了地方人大代表的地域代表性和行业代表性。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地域代表性，但两者之间存在内部差异；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大代表更可能为行业发声，中共党员的人大代表的行业代表性相对更弱；连任经验对人大代表的地域和行业代表性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回归结果，楼老师对代表所提议案和建议进一步作文本分析、对人大代表进行深度访谈，透视出地方人大立足代表结构的地域和行业两方面的描述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化为实质性代表。

楼笛晴老师做报告分享

在两位报告人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以后，吕普生老师进行了点评。他认为两位老师研究中探讨的核心问题都是中国地方治理中的经典研究主题，且文章设计精细，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针对朱成燕老师分享的成果，吕普生老师提出几点建议：在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上，与特定政策相关因素，还可以进一步提炼；在文章的理论检验部分，建议补充论述各种因素是如何组合导致层层加码的结果；在结尾部分可以根据本项研究探讨其政策意涵。此外，吕普生老师谈到，楼笛晴老师在其研究中将个案分析、回归分析、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融合在一起，对于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令人他深受启发。他指出，代表履职模式和代表性问题是民主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人大代表是否有代表性，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代表的广泛性，即代表是否来自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二是代表的真实性，即代表是否真正为他所代表的选民发声。如何提升中国地方人大代表的广泛代表性和真实代表性，这是值得继续研究探讨的问题。

最后，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伟院长进行总结发言。他讲述了珞珈政治学深度工作坊的重要意义，概括了本次工作坊的几个特点。其一，本期珞珈政治学深度工作坊首次在线上公开举行，这是一种学术公益，希望能让更多学界同行以及学生从中受益。其二，本期工作坊邀请了行政管理系的两位教师主讲。尽管珞珈政治学深度工作坊最初是由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来牵头，但在后续的交流研讨中会邀请更多不同专业、院系甚至其他兄弟院校的学者共同参与。其三，本期工作坊聚焦于“新时代中国地方治理”，研究选题较为丰富，但都体现出中国地方治理的不同向度。四位青年学者的研究选题和分析结论，不论是从学术性还是现实性来讲，对于大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启发，值得进一步探讨交流。其四，本期工作坊四份研究关注的层面主要聚焦于县、市等中层，部分涉及省级政府，这些研究跳出了农村、社区场域，既有中观层面的理论分析，也与经验现实接壤，未来仍有很多研究空间，值得持续耕耘。

第二期珞珈政治学深度工作坊部分教师与学生截屏合影

                                                   （羊莹莹供稿、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