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0日下午，三亚学院财经学院院长张光教授做客武汉大学“珞珈国家治理论坛”第六讲，报告论题为“从大财政看中国政府的规模：成因、作为和成效”。论坛由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李泉教授主持。行政管理系主任陈世香教授、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系杨红燕教授等相关院系师生参与了本次论坛。
本次学术报告主要围绕“中国政府很有钱吗？如何测量政府的财政规模？我国财政规模是如何演变的？如何解释财政规模的演变？支出如何分配的？成效如何？”这六个核心问题展开，通过逐层递进的分析呈现出了我国政府大财政规模的演变历程，并详细阐述了成因、作为和成效等议题。
张光教授开篇比较分析了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近年来预算经费差异，认为我国教育预算经费较为充足。在分析“如何测量政府的财政规模”时，张教授认为可以按照收入口径，从预算内、预算外和债务三个维度测量1950s—1990s的政府财政规模，从预算内、政府性基金、国有企业资本预算和债务四个维度测量1990s至今的政府财政规模。张教授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为基准，清晰展示了1952年以来的政府财政规模演变图景：改革开放前的政府财政规模演变历经了大跃进时期（1958-1960）的高涨和文革高潮时期（1966-1968）的下跌两次调整；改革开放后至2013年的政府财政规模演变形成了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底点的“U型”结构；而2013年以来的政府财政规模演变则趋于平稳。在历史演变趋势描述的基础上，张教授进一步解释了我国财政规模演变的深刻原因，即以和平红利、税收动员、政治动荡等因素分析了改革开放前的波动，从财政包干制视角系统揭示了“U”型结构下降过程，以分税制改革制度视角深入揭示了“U”型结构上升过程，这些制度因素既影响了政府财政规模，也带来了系列社会后果。与财政收入相映照，张教授介绍了我国政府财政支出问题，认为政府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经济事务、社会保障、教育、住房与社区等方面。而且，通过与OECD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我国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而OECD国家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展示了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型国家的显著差异。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政府显得那么有钱，即我国有大量财政资金可供政府自由裁量，而OECD国家资金主要用作权力型支出。在此基础上，张教授对我国大财政规模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以及今年以来减税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此次报告是由武汉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共同举办的“珞珈国家治理论坛”第六次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