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2日，珞珈社会保障深度工作坊第三期“收入分配、气候正义与社会福利”在社会保障研究中心128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系、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系主任孟颖颖教授主持工作坊。来自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厦门大学的4位学者分别进行主题发言。本次活动线上同步进行，王增文、杨红燕、薛惠元、张平、洪丽、赵青、黄汝婷、马雪扬、叶菁等老师以及校内外本硕博学子50余人参加工作坊。
会议伊始，孟颖颖教授介绍了组织本期深度工作坊的出发点。在气候变化的宏观背景下，环境问题、气候正义等议题与社会福利的关联性日益凸显，社会福利正面临新的变化与挑战。学院相关研究者也关注到气候变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积极开展相关 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增长点。本次工作坊以“收入分配、气候正义与社会福利”为主题，希望通过跨领域的学术对话，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为应对气候变化下的公平性挑战、构建更具韧性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创新思路与行动框架。
马雪杨博士作题为“橘生淮北：全民基本收入能否修补福利体制罅隙”的发言。马雪杨老师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和风险事件增多，全民基本收入成为国内外福利研究的一个热点。她梳理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由来，最早可追溯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社会，维韦斯在《论救助穷人》中提出最低收入支付应当具有无条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已有一些地区开展了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践，但还没有普遍规模化的展开。全民基本收入在经济基础、政策效果、工作伦理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矛盾，而在西方资本政治的语境下，福利制度还有偏离“正义”的工具性倾向，这些都阻碍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大规模推广实践。在我国开展全民基本收入，还需辨明制度定位、发放场景、对象锚定和发放标准等具体问题。马雪杨老师进一步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本土化的可能方案，即将“无条件特定群体临时津贴“与”无差别全民基本服务”相结合，充分体现无条件、可持续、全民性、普遍性的制度特征。
薛惠元副教授对马雪杨博士的发言进行点评，认为该选题新颖前沿，标题颇具文采和吸引力，研究思路十分清晰。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设计和本地化，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进一步分析探讨，如制度定位、制度覆盖的目标群体、制度成本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潘夏梦老师作题为“The Impact of China's Demand on Agriculture in the United America”的发言。潘老师认为，以往中美国际贸易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对美出口造成的影响，如减少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等。本研究则关注于中国对美进口的影响，分析了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对美国的影响。数据显示，2001年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快速增加且增速远快于其他国家，而美国和巴西分别是中国农产品进口第一和第二多的国家。本研究使用美国县级层面数据，并构造Bartik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探究中国对美农作物进口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美国的农地价值、农地集中度随中国进口美国农作物的增加而上升，中国进口需求对以上变化的解释可以达到30%以上。研究还发现中国对美农作物进口改变了美国农民的收入分布情况，总体上提升了美国农民的收入，但主要受益者是依靠经营性收入的高收入农民，普通农民的收入没有显著变化。
张平副教授对潘夏梦老师的发言进行点评，认为该选题较为新颖，研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研究规范完整，分析了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贸易研究的关注重点从传统制造业向农业领域拓展。他建议，关于中国对美进口的影响，还可以继续深入农业行业集中度、行业资源配置、产品价格等方向的研究，与以往贸易研究开展比较和对话。
黄汝婷副研究员作题为“Extreme Weather and Life Satisfaction: Vulnerabilities and Adaptive Strategies in China”的发言。黄老师指出，本研究置于中国背景之下，探究了极端高温、低温以及降雨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采用OLS回归模型，创新地利用县级气象站数据构造相对指标测量极端天气，以CFPS中的主观幸福感测量居民生活满意度，并控制了个体层面与区域层面的变量。实证结果发现，极端低温和降雨会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农村和低收入人群是极端天气的脆弱性群体。研究验证了健康和经济活动两条路径，发现极端天气将增加医疗支出、减少家庭资产。其中，城市和高收入人群的医疗支出增加较多，家庭收入中主要是农业收入受到损失，这一结果也与异质性分析相吻合。研究还探讨了适应性措施对缓解极端天气影响的可能，巧妙利用我国北方及南方地区供暖设施分布的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商业保险以及地方性的气候适应性措施能够发挥有效作用。
杨红燕教授对黄汝婷老师的发言进行点评，她认为当前极端天气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该研究选题比较新颖，建立起自然气候变化与社会民生之间的联系。研究使用县级尺度的数据，指标测量有一定创新，论证清晰、结论精准。她建议，接下来的研究中，还可以深入探讨不同极端天气的异质性影响，以及不同保险制度对缓解极端天气影响的作用。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缪钦博士作题为“Who Gets Hurt from Climate Policy: The Effects of Energy-Saving Policy on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的发言。缪钦博士从气候治理政策的资源分配效应出发，关注到气候治理政策可能引发的公平问题。研究以我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为政策背景，采用连续双重差分法（DID），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的工业企业数据，以企业碳减排目标量为政策强度指标，考察了政策实施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该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政策通过双重路径产生作用：一方面，企业为满足合规要求增加设备投资和研发投入，资本要素投入替代劳动要素投入，劳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合规成本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约束，迫使企业通过削减工资等内部成本进行融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规模小、劳动议价能力弱、低技能劳动力集中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承受更大冲击。研究揭示了气候政策影响要素分配的微观机制，为优化气候政策的分配正义提供了实证依据。
赵青副教授对缪钦博士的发言进行点评，称赞该研究内容扎实、逻辑清晰，对微观劳动要素的分配方式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她建议，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分析气候治理政策的微观分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以及阶段异质性等，并就研究中涉及社会保障政策影响分析的部分与缪钦博士进行了探讨。
发言结束后，现场及线上与会师生就实证研究分析方法、气候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最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保障中心主任王增文教授对本期深度工作坊作总结发言。他表示，本次“收入分配、气候正义与社会福利”深度工作坊通过四位学者的精彩报告和深入研讨，形成了气候治理与社会福利两个重要议题之间的学术纽带。他指出，社会福利是涉及经济发展、环境气候等多要素的综合函数，需置于全局系统中审视。未来，环境与气候政策设计还需平衡多重价值：一是生态保护与社会公平的平衡，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二是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平衡，既要着眼未来长远生态安全，也要保障当代人的民生福祉；三是国际责任与国家发展的平衡，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供图：吴湘；供稿：王澍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