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4日，珞珈政治学深度工作坊第7期“比较政治研究：议题与前瞻”在人文馆108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湖北省政治学会协办，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和比较政治研究中心联合承办。院长刘伟教授策划并主持了此次工作坊。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6位学者进行主题发言，来自武汉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的8位学者作交流发言。此外，本次活动还吸引了校内外学者和本硕博学子30余人的积极参与。

会议伊始，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伟教授介绍了参与本期深度工作坊的嘉宾，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比较政治研究：议题与前瞻”，希望6位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呈现其最新的思考，启发相关老师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博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

会议上半场，6位专家依次进行主题发言。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李路曲教授首先回顾了西方学界提出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指出这两种理论的成功基本上都是学术过程，是从政治学意义上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和相互学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推动构建的。现代化理论源于19世纪的演化论，虽然它的单线发展模式已经被否定了，亦即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是可以并应该有所不同的，但其发展趋势是相同的，而且“早发国家”“后发国家”等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概念仍具生命力，目前尚无替代性理论。依附论虽被视为相对成功的理论，但其解释力弱于现代化理论。依附论认为后发展国家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同的，但它是在承认经典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趋势这个基本的共同性的基础上来论证后发展国家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差异性的，两者之间只是存在着时序差异和国际分工等差异。接着，他还就如何从比较政治的角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分享了他的一些思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以“在研究中如何将比较政治学与国际问题打通”为主题展开分享。他指出，传统上国际政治学以国家为单位，聚焦国家间互动，比较政治学聚焦国内体制而忽视国际因素，但当下国家边界因信息、技术、贸易等发展日益弱化，需要探讨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回顾学界探索历程，20世纪60年代罗西瑙提出的“联系政治学”曾尝试构建“国内一国际联系”的分析范式，之后日本学者高原明生从中国国内政策研究转向中日关系研究，国分良成从日本国内政治研究拓展至日本对外政策与中日关系的研究，这些案例均体现了研究中跨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融合。结合自身经历，他强调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引入国际视角的重要性。以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研究为例，该领域关注民主化的国际背景，如施密特等学者提出的“3C”分析框架（Control、Contention、Condition）及亨廷顿提出的“示范效应”等，均体现了国际与国内政治的深层互动。此外，他还列举了东亚地区多个研究议题，如韩国民主化的国际背景、东盟一体化与宪制主义等，并呼吁学界将类似问题学术化、科学化，搞清楚、搞明白、搞顺畅，有理论、有概念、有说法、有建树、有动作、有任务。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佟德志教授聚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比较政治学议题，强调西方政治概念的本土化实践及中国知识体系的包容性特征。他首先回顾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指出西方政治概念如民主、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都经本土化后被纳入政治学教材及政策文件，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征。他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是多元的知识传统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比较政治学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他分析了当前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受阻的现状，从实践来看，西方理论因文化差异难以适配中国实践，在解释中国问题时存在局限。同时，他也指出学科研究正呈现新动向，研究方法日趋科学化，世界价值观调查等数据得到广泛应用，且中国学者积极探索将价值观研究与人工智能结合，如以智能体虚拟模拟推动学科创新。谈及民主概念的发展，佟德志教授指出，在传统民主概念遇阻后，西方转向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研究，其中有诸多案例值得中国研究借鉴。同时，发展中国家更关注治理实效，治理吸纳民主成为主要趋势，中国基层选举中出现的现实案例也印证了这一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正绪教授围绕比较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相关话题分享了自己的四点思考。他首先指出，中国崛起背景下全球性知识需求激增，学术界肩负着培养和提升比较政治学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能力的重任，需要多围绕理论与教学等方面展开有益的探讨。接着，他聚焦于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导向性问题，强调要避免研究停留在对现象和事实的简单记录与描述上，应推动研究向理论生成型和理论检验型转变。理论生成型研究需从政治现象中提炼理论假设，并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与证据对其进行验证；理论检验型研究则要关注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前沿成果，通过文献研读与学术交流对既有理论进行检验修正。随后，针对实证政治学的研究设计问题，他认为，青年学者开展研究时，首先要明确研究问题，确立理论假设，准确界定变量并确保其可测量，同时深入思考变量间关系的作用机制，主张通过加强研究设计的训练来提升研究质量。最后，他对比国内外研究训练的差异，指出当前国际问题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以及比较政治研究缺乏田野研究机制，建议社科课题增设相关预算，鼓励学生出国交换、收集数据。此外，在教学方面，他主张采用讨论班形式，每周围绕特定主题布置阅读材料，课堂上交流批判，并建议分享国内外优秀的课程大纲，促进教学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使学生能够接触到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长东教授从“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出发，既聚焦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与治理机制，也分析非民主政体为何难以维系。他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界主流聚焦民主化研究，但到了21世纪初，学界出现了对“民主转型范式终结”的讨论，批判民主化理论“民主—威权”二分法、过度强调选举意义、忽视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等问题。后来，学者们转向关注威权政体为何能在经济发展、外部干预等挑战下持续存在，形成“威权主义韧性”研究热潮。亚当·普沃斯基与詹妮弗·甘地的研究提出“有议会的威权主义政权更持久”的观点，虽然后续研究指出其变量测量与制度主义应用存在缺陷，但仍引发了学界对威权体制中议会、选举、政党等制度功能的探讨。此外，他梳理了威权治理的核心机制，包括通过司法体系强化统治合法性、利用福利政策吸纳民众、借助媒体与互联网实施监控等。他特别提到，近年来大数据与量化分析的兴起改变了研究方法，中国学生在数据处理上的优势推动了对“监控型国家”等新兴议题的研究。最后，张长东教授归纳了非民主政权面临的两个层面的挑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社会控制与主动合作投资的平衡问题、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分享问题。他强调，中国政治研究在国家治理理论构建中具有重要潜力，可结合本土实践为比较政治学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祁玲玲教授结合自身经历，剖析了国内比较政治学研究与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从科研角度来看，中国对他国内政研究薄弱，核心期刊发表比较政治相关文章数量少，部分期刊更倾向于国际政治或跨国研究，对单一国家内政研究接纳度低；一些社科项目评审常要求研究与中国直接关联，存在短期主义倾向；在学术会议中，比较政治学相关的研讨环节参与度低，学术交流空间受限。从教学角度来看，尽管比较政治学已成为二级学科，但多数高校在课程体系构建上仍显滞后。美国高校常用的讨论班教学模式因英文文献阅读量大、理论模型复杂而难以推行，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系统学习比较政治的学生比例低，且各校从事比较政治学教学的老师数量有限，学科发展缺乏活跃的学术共同体支撑。尽管面临诸多困难，祁玲玲教授仍强调比较政治学拥有广阔的研究议题。国内学术界对于制度和文化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西方主流议题如选举、投票、政党等的研究严重不足，这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引用率低，研究者的积极性受挫。她呼吁更多学者关注他国内政运行的核心问题，参与到主流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来。同时，她强调中国研究不应与比较政治学割裂，而应通过“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既探寻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也明确中国案例的特殊性。

会议下半场，8位与谈专家就“比较政治的议题与前瞻”展开热烈研讨。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叶娟丽教授关注中国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地位。根据她的观察，中国不是比较政治学的主要对象，到目前为止，比较政治学还是更关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转型与政治发展。相应地，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进入英文世界主流的比较政治学期刊，而主要是通过中国研究类期刊集中展示。这就导致比较政治学不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知识成果，更难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贡献力量。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吕普生教授分享了他在福利政治、欧债危机等比较政治议题方面的研究经历，结合国际事务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重点阐述了移民政治和国家主权两大议题。在国家主权方面，他认为殖民主义、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欧盟等区域性政治实体、经济全球化以及数字时代数据跨境流动，都对传统国家主权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而数字时代的新挑战正引发人们对“数字主权”的讨论。此外，他赞同定量研究在确立因果关系上的优势，强调结合质性研究深入解释因果机制，鼓励在混合方法方面开展新探索。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陈刚副教授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扩展：一是发达国家出现的新政治现象，如数字政党、社交媒体监管等，二是发展中国家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政治现象，如酋长院等传统政治制度，三是可从新视角重新解读老的政治现象，如性别政治、政党划分等，四是应当多从政治学视角去对非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突破学科边界开展探索。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邢瑞磊副教授聚焦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的交叉地带和未来研究方向，以非国家行为体，如欧盟政党政治和立法决策机制、国际组织内部民主运作模式和预算政治的特殊性为例，提出了比较政治和国际问题融合的潜在研究方向。他同时提出在跨国比较过程中，需要注意因果机制的情境敏感性问题，特别是如何平衡政治系统中隐含的规范性目标同政治规律客观性的复杂关系。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楼笛晴副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以及教学经历，强调比较视野对认知政治规律的重要性。她谈到，在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中国应该依据自身的发展需要，提升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视程度，构建更系统的研究框架。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曹龙虎副教授结合当前政治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态势，讨论了进一步加强比较政治学发展的可能路径。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战略虽提供了发展机遇，但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仍然存在被其他学科主导或处于边缘发展的隐忧。他呼吁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实质性跨学科研究，避免政治学在资源分配中进一步边缘化。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冯先祥副研究员关注研究中的数据应用，他指出国内近十年社会调研数据的缺失制约了比较分析，提出将中国本土调研数据与国际调查项目嫁接的设想，推动中国经验进入全球比较政治研究的量化分析框架。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黄杰副教授则分享了在中国海洋大学推动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积极实践。通过采用专题研讨、精读国际顶刊论文等课程形式，学生对该领域的兴趣增强，选题数量显著提升。他自身的研究聚焦民粹主义政权的外交政策差异，采用“2×2”矩阵模型类型学研究进行多案例比较，他认为找到合适议题是连接比较政治与国际问题的关键。他强调事在人为，学者需主动作为，产出高质量成果，才能赢得资源和学科地位。

整场讨论持续两个多小时，学者们从学科处境、方法创新、理论突破等多维度展开思想碰撞，既直面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困境，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勾勒出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探索路径。

最后，刘伟教授作总结发言，他感谢所有特邀嘉宾和与会者的深度参与和真知灼见。他指出讨论触及了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核心关切，期待更多学者和学子投身该领域研究。

（供图：蒋梦哲  供稿：刘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