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发表了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吕普生副教授探讨中国减贫制度逻辑的学术研究成果。论文题目为《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效能——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逻辑》。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华民族反贫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提出的在203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宏伟目标。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系统梳理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思考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分析其背后的制度基础和治理逻辑，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工作。吕普生副教授的研究成果以中国减贫政策为研究支点，在政治体系、减贫政策和贫困治理之间建立内在联系，从政治体系视角分析中国有哪些政治和制度优势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政治和制度优势是如何经由减贫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变迁转化为减贫效能的，为揭示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内在动力和制度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根据吕普生副教授的研究成果，中国政治体系中一系列的制度要素及制度优势，是通过影响减贫政策的不同环节来影响治贫实践和减贫效能的。在减贫政策定位环节，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要求摆脱贫困，这决定了贫困治理能够长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优先议程。根据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执政党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求中国减贫政策覆盖全部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

 在减贫政策制定环节，上述政治共识是通过特定的决策模式转化为科学精准的减贫决策的。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改革创新的决策驱动力共同构成了“一体两翼”的减贫决策模式。其中，民主集中制是核心决策机制，确保执政党和政府制定开放包容和共识权威的减贫政策；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为民主集中决策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确保减贫政策能够因地制宜，因户施策；而改革创新的治理体系优势为减贫政策的与时俱进提供了持续的驱动力。

 在减贫政策执行环节，科学精准的减贫政策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制度嵌入政府治理体系所形成的党政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和协同联动，有效调动减贫政策执行所需要的多样化治理资源，形成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中心，多边主体参与其中的政策执行结构，确保减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以及内外联动。在这种执行结构下，中国还形成了激活基层党组织功能推进脱贫攻坚的党建扶贫机制、科学考评与多元监督的扶贫压力机制，以及在脱贫攻坚中锻炼和选拔干部的扶贫动力机制，为减贫政策执行提供了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

 在减贫政策扩展环节，为了解决扶贫资源短缺和人员不足问题，党和政府充分运用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调动全社会的扶贫积极性，推动减贫政策从政府扩展到全社会。减贫政策的全面扩展，从主体和资源两个层面扩充了社会扶贫力量。社会扶贫合力的形成，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而这种制度优势的发挥，与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和中国党政治理结构的组织体系优势密不可分。

 上述贫困治理的制度逻辑表明，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的重要经验在于满足了四个关键的治贫要件：一是形成了共识性的政治意愿；二是适时采取合理的减贫战略并制定科学精准的减贫政策体系；三是对于减贫政策的有效执行；四是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确保了较为充足的扶贫资源。这些经验与联合国在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提出的减贫理念基本吻合，这意味着中国的减贫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参考，因而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政治体系在贫困治理中发挥的基础性和制度性作用，也意味着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世界善治政治形态的多样性。

 据悉，该文是吕普生副教授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治理的思想和实践研究”（19ZDA002）的研究成果。吕普生副教授入选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长期从事福利政治学研究，致力于优化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善社会民生和促进福利正义，目前已出版《纯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研究》《政治泡沫：欧债危机中的政策偏差与交易民主》等学术专著，在福利政治学领域取得了系列成果。其中，专著《纯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研究》获第十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政治泡沫：欧债危机中的政策偏差与交易民主》获中国政治学会首届“青年政治学优秀成果奖”。